是保护患者利益，还是保护医生知识产权

    处方管理办法有缺陷

    “中药密码处方不能使用，用了就是违规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吴大真教授日前告诉记者。但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看，她和她的老中医同行们又不希望处方开得过于一目了然。

    吴大真同时是北京国际医药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也是全国著名的中医肾脏病学专家、中医肾脏病学科创始人。

    2004年9月开始实施的《处方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处方一律用规范的中文或英文名称书写。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医师、药师不得自行编制药品缩写名或用代号。书写药品名称、剂量、规格、用法、用量要准确规范，不得使用“遵医嘱”、“自用”等含糊不清字句。

    “开中药处方时使用中国药典上的名字，理论上是应该的。”吴大真说，这样做能够使处方更加规范，但《办法》制定得过于粗放，根本管不住密码处方的出现。

    吴大真说，《办法》只规定了处方应该怎样写，却没有写明该如何处罚，也没有写明由哪个部门对《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处理，当然也就没有人系统地对处方进行检查。

    她认为，有必要尽快修改《处方管理办法》，至少应该出台实施细则。而细则里首先应该明确由一个与医院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机构对《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查处违规行为。“由医院自己监督本院的处方，肯定是不行的；由卫生局全面监督也不现实，因为医院这么多，卫生局根本管不过来。”她说。

    卫生法学专家、中国卫生法制杂志副主编卓小勤则认为，虽然《办法》没有规定罚则和由谁监督，但《办法》是根据《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如果医院或医生违反了相关规定，可以由卫生行政部门参照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医生给患者开出了密码处方，一旦患者因其中某味药不合适而受到了伤害，患者该如何维权？

    在吴大真眼里，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她表示，《办法》的实施细则一旦将协定处方定成了制度，也会规定患者的维权途径。此外，医生在处方里开了什么药，医院有记录，有纠纷时患者可以到医院调出处方，监督机构也会采取措施维护患者的权益。“关键是管理和执行。”吴大真说。

    卓小勤说，现在已陆续有地方将医疗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保护。消费者如果认为密码处方侵犯了自己权益，可以投诉。

不靠卖药利润，中医院怎样养活自己

    有专家分析，利用密码处方售药，在一些医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医院这种做法，主要是防止患者拿着处方到外面的药房购药，避免利润的流失。密码处方和以前的天书处方异曲同工，社会上的零售药房很难破译那些奇怪的编码，患者失去选择权，被迫从医院购买高价药。

    “医院靠密码处方避免利润流失的做法，已经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吴大真说，医院应该通过加强自身管理和提高服务等方式留住患者，而不是靠密码处方。

    数据显示，我国药品销售的主渠道不是零售药房，而是医院，80％的药品销售是通过医院发出的，而医院50％至60％的利润来源是药品销售，这直接为大处方、密码处方等不良行为提供了土壤。

    但一个事实是，几乎任何一个地方的中医院无论是设备还是就医环境等，都不如综合性医院。

    “中医西医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贾谦说，西医的诊断费用包括挂号费和检查化验费，一项检查化验的费用有时上千元，而中医的诊断费用只有几元钱的挂号费。一个老中医一天看几十个病人，可能才收入几十元，其中还得包括医院建设费等。

    他介绍，虽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明确了“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但在具体的法律与政策、行政管理与国家投资、科研发展与医疗实践等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

    贾谦在他的一个课题报告中说，“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他们本身只具备西医知识，也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他们不懂中医，不相信中医，也从未深度去了解中医，更不用说学习和发展中医了。”

    贾谦介绍，西医人数由1949年的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而中医由50万人下降到今天的27万人；中西医院校之比为3∶1，且中医院校规模很小；西医与中医在校生之比为5∶1；32所中医院校学生约1／3时间学西医，而西医院校学生只有1／250的时间学中医；国家财政补贴90％的钱给了西医，中医只得到了10％。

    贾谦说，当务之急是重新确立中医的战略地位。只要给足了政策，中医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医院的生存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密码处方的根源在于补贴不到位

    一家地方医院的医生说，密码处方的根源在于目前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机制不健全，医院的做法当属无奈之举。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此前透露，这些年来政府财政对医院的投入比例一直在下降。政府的投入原来占医院收入的30％左右，现在也就是16％至17％。一个公立医院，特别是大的综合医院的收入中，政府财政补贴只占5％至7％，个别的更少。医院主要通过门诊、住院服务等来解决人员工资、耗材费用等。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日前在其个人博客中也撰文指出，政府一直没有对公立医院建立比较好的补偿机制，对医院多开药、多检查、不合理治疗、分解收费等自我补偿行为无可奈何，无力纠正。

    他说，在我国20多年来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政府以提高医疗机构效率为主要目标，忽视了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商业化和市场化趋势明显。上世纪80年代,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定位是“给政策不给钱”、“医院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催生了医院的“三补”：医疗亏损副业补、买药受控检验补、主业受困副业补，从而直接导致患者医疗费用的剧增，不合理的检查、不合理的治疗、不合理的大处方随处可见。医患关系紧张，群众看病贵、看病难。

    廖新波说，最感到无奈的是，“三补”现象竟然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默许，也许被部分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当“三补”普遍成风成灾时，政府认识到了不良的后果，但却无能为力。此时，卫生部又单方面地提出降低药品比例、医药分家、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等措施，但无功而返。

    “真正实现医药分家的话，又涉及到如何对医院补贴的问题，否则医院无法活下去。”卓小勤说，在财政补贴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实现医药分家，只有调高手术费、检查费等医疗技术性收费，其结果是病人看病更贵了，最后医药分家不得不改成了医药分业管理。“说到底，看病贵、看病难还是因为制度上有问题。”卓小勤说。

    “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通过人大代表写提案、专家在各种场合呼吁相关部门重视中医药。”贾谦说。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医疗补偿问题解决得很好。”吴大真说，中国的医改模式没有可以借鉴的国际做法。

    吴大真说，医院也应分成三六九等，有钱人可以花更多钱享受更高档的医疗服务，普通老百姓享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并不意味着医生的医疗水平也差。”

    吴大真说，公立医院应该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平价医院，为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而私立医院则可以为有钱人提供不同档次的医疗服务。对公立医院，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对开大处方、密码处方等不良行为的惩罚力度。对私立医院，则允许其高收费，国家通过税收等政策进行调节。（记者 郭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