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一共送出929份问卷，回收了538份，其中459名内科医生中280名（61%）完成了调查问卷，470名高级临床技师中256（54.5%）完成调查，而高级技师包括了注册护师、助理医师、专科护士、注册麻醉护士以及注册助产士。回馈者中5.7%在加护病房工作，13.1%在手术科室工作，12%在普通儿科工作，44.8%在其他儿科亚专科工作。作者通过制定问卷，设计了一系列开放性和闭合性问题，对受访医生进行调查，发现尽管他们本人也意识到带病上班会给患者诊治带来风险，同时可能给同事造成不便，他们仍选择带病上班，而这样的情况主要是迫于体制要求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95.3%的受访者承认带病工作会给患者治疗带来隐患，但仍有83.1%的人坦白去年至少1次带病上班，52%的人至少有2次带病上班，甚至有9.3%的人去年至少5次带病上班。

    近1/3的受访者表示当他们有腹泻症状时仍会选择坚持上班，16%的人表示即便出现发热仍会上班，而55.6%的回馈者表示有急性呼吸系统症状，如咳嗽、鼻塞、流涕以及喉咙痛时，仍会坚持上班。

    受访者中临床医生较其他技术人员更倾向于带病上班。38.9%的临床医生表示当出现腹泻时会坚持上班，而高级技术人员中仅有19.9%的选择带病上班。当出现急性呼吸系统症状时，60%临床医生仍然工作，相比之下，高级技术人员中50.8%做出同样选择，当出现发热时21.8%的医生会选择坚守岗位，而高级技术人员仅有9.8%，当发热伴随寒颤、肌肉疼痛时仍有18.6%的医生选择继续工作，而10.9%的高级技术人员会继续工作（P<0.03）。

    几乎每个受访者都表示他们之所以选择带病上班，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让同事失望（98.7%），并且他们担心医院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填补工作空缺（94.9%），还有一些担心会使他们的病人失望（92.5%）。

    而少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之所以带病上班是因为其他人也这样做（65%），他们担心如果自己选择休假会遭到同事们的排斥（64%）。63.8%的人认为当他们休病假时他们的患者治疗连贯性将受影响，56.2%的人认为他们休假时临床工作不能得到支持和带领，并且有52.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无人可替代。

    在316名填写了其他原因的受访者中，64.9%表示他们很难找到其他人代班，61.1%指出目前存在一种很强势的文化标准，要求工作人员除非病重，都要坚持上班，而57%的人表示根本无法定义如何才算是“因病离岗”的情形。

    本研究由疾病防治中心资助，文章作者声明没有相关利益冲突。

    随刊评述

    卫生工作者生病时，应首先避免累及他人

    千百年来，卫生工作者执业基本准则即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先（”first do no harm”）。然而现在，卫生工作者，在自己感染传染性疾病时接触病人。这样，即便是常见的病原体，若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比如肠道病毒核呼吸道合胞病毒，对于免疫力低下的患者而言，也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除此之外，文化潮流推动了带病上岗的趋势。在过去几年里，甚至出现医生坚持带病工作直到需要输液治疗。甚至，带病治疗反而成为勇气的象征。Szymczak医生及其同事在本调查中明确指出这问题，目前我们缺乏有效的病假体系，在较多医务工作者生病的情况下，能有效灵活地协调补充职能空缺。并且病假系统及相关政策需明确规定医务工作者生病时必须暂时离岗，且同时保障患者诊疗工作正常进行，以及确保病假期间的薪酬发放。

    对于界定“因病离岗”的范畴相当复杂，且其证据基础并不充分。针对这一问题，可引入一种评价系统，该系统以关键症状为基准，评价工作能力受限的程度，从而帮助卫生工作者更明确自身休假在家的需要。

    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公正的病假审批系统，亟需一场内外兼并、涵盖各个行政部门的文化变革，从而厘清卫生工作者带病上岗的诟病。想要切实履行“患者安全利益至上”，必须综合考虑卫生人力需求与人口普查可变性，并强调灵活协调两者关系。有力的行政管理，结合出众的医疗领导创造力，对实施行之有效的病假审批与保证充足的人员配置至关重要。为此，医院领导层应对有偿与非惩罚性的病假政策作出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