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康报2006年4月12日报道：近日，韩国黄禹锡事件余波未息，国内某高校的抗菌多肽转让纠纷再次引起了各界对学术风气很多的议论。官司也不复杂，不过是学者研究出抗菌多肽转让给公司，公司称未能重现研究者发表的成果，因而拒付转让费，打上法庭，说学术造假云云。其实，此事和黄事件间并不完全相同。黄禹锡蓄谋造假，意在欺骗社会，谋取功利，属于科学道德问题。据了解，虽然抗菌多肽事件的性质目前尚无最后定论，但研究结果并非完全不能重复。据该高校另一位学者分析，很可能是研究者初步做动物实验成功后，没有进一步在其他物种验证，因此重复结果不如最初的报道，没有达到受转让方期望的效果。如果真是如此，那不过是研究方法欠妥、治学不够严谨的问题。然而反思一下，这也提示我们，生物医学研究过程中绝不可以忽视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医学是一种高风险的学科，这种风险一方面决定于其研究的终极对象（人），另一方面则源于生物的不可知性和多样性。人们至今仍不明确，人DNA链的30亿对碱基中，何以超过70％的序列没有编码功能，即所谓“垃圾”基因；同一种血管活性肠肽（VIP）受体，何以在体外测试与PET显像的体内亲和性相差100倍；血流显像剂99mTc－ECD清晰显示人脑血流，但不能显示鼠类脑血流；糖代谢显像剂18F－FDG的酯类中间体可以显示鼠心肌，却无法显示兔的心肌等等。抗菌多肽前后实验结果的差异，也可能有不同种属、不同实验方法间“多样性”因素的影子。 

　　其实，中国古代先哲们早就对此有所认识，中医一贯强调辨证施治，“药不执方，因人而异”就是个体化医疗最早的范例。近年来，继循证医学之后，国际学术界开始倡导个体化医学。从本质上说，后者不过是“循证”的具体化，是为了适应生物不可知和多样性。 

　　个性化医学是建立在对个体的生物特点取证基础上的。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主要依靠施术人主观感觉进行分析判断。今天的个体化医学，不依赖操作者个人，而是通过无创的分子影像技术，客观反映生物活动的不同特征，再“因人施治”或“因人设防”。例如，乳腺癌对雌激素的依赖程度，可以通过放射性标记的受体结合物，如18F－FES显像加以检测。通过整合素受体显示肿瘤新生血管，可以区别那些有高度转移、侵犯危险的肿瘤灶。还有其他靶向分子，经放射性标记后可以显示组织内的神经内分泌功能、早期凋亡细胞、多药耐药性、细胞增殖、DNA合成等生物活动和生物特征，从而有助于生物调节放射治疗、内分泌治疗的选择和实施。有人将现代分子医学归纳为“P3”，即预测（predic－tion）、预防（prevention）和个体化（personalization）。目前临床上分子影像学的代表是分子核医学，是达到分子医学临床实用的最便捷途径。 

　　分子核医学并不仅可用于活体生物信息的显示，通过显像选择高性能的靶向显像剂，改用治疗核素标记，还可实现核素靶向性内照射治疗。这种诊断和治疗间的“无缝”衔接，目前是核医学的“独门绝技”。在国内外，利用放射性标记的抗原－抗体、受体－配体的靶向治疗在淋巴瘤、神经内分泌肿瘤、肝癌等疾病治疗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种治疗，使用方便，注入体内自动寻找病灶，可以进行亚临床病灶的治疗，是目前临床各种靶向治疗技术中比较成功的一类。 

　　分子影像学以显示疾病的异常分子、分子机制和分子水平的治疗与监测为出发点，其“望闻问切”的能力超出人类常规感知能力何止百倍。人类的能力有限：强壮不如大象，敏捷不如蜥蜴。但却可以稳居地球生物之巅。究其所以，全因善于在实践中发现、完善并役使各种技术和工具之故。所以古圣人云“君子非生而能也，善假于物也”。医学研究中，仅有好的理论和态度是不够的，科学必须有合适的技术方法为支撑，假如抗菌多肽的发明者能够利用分子影像技术，将自己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在人体上进一步证实，也可能就不会受后来的官司之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