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佩诚等学者抛出“性小康”概念时，并未想到会被指责为炒作。指责者称，将“性”与“小康”相连本身就是不严肃的，这不是一个严谨和科学的学术概念。   　　作为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承认，目前中国的性学家正在研究这一课题，希望不久能拿出比“性小康”和“性商”更准确的概念。   　　“性小康”相对于“性贫困”，或“性商”相对于“智商”、“情商”，本身并未得到学术认可，因而其涵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不过，需指明的是，对于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状态而言，不明确的概念恰恰是必要的，它们为催生新观念、新思想作着准备和铺垫。   　　学者们或许想为即将于10月中旬举行的首届中国性科学高级论坛做一次小小的广告。提出“性小康”和“性商”等概念，也是为刻画这个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一种尝试。   　　国人早已告别谈性色变的年代，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一段时间以来，传媒、图书和音像制品无不以“性”为卖点，什么东西只要一沾“性”字就好卖——而什么是人们生活的主流？学者们推出新概念的意义，在于传播一种科学、健康、全面的性知识，告知民众树立一种与新世纪生活相适应的性观念。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告诉人们：幸福是分级别的，由低级向高级不断上升；而人生价值的实现就是一个不断超越低级需求的过程。两性之间的平等互爱、讲究质量是性文明的前提，而性文明又是社会文明的前提。对性所涉及的一切予以正视、认知、宽容、表达——满足生理、心理、伦理的三重标准，以此提升恋爱质量、婚姻质量和心情质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个亘古常新的话题。   　　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   　　解读“性小康”   　　胡佩诚教授是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虽然研究的是性科学这样的显学，但直到他在一则关于“首届中国性科学高级论坛将于2004年10月举行”的消息中被当做“性小康”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者，他才进入公众视野。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却否认自己提出了“性小康”这个概念。他重申，我强调的仍然是整个社会的性健康。   　　《新周刊》：你最早提出了“性商”这个词，什么是性商呢？   　　胡佩诚：性商就是性健康水平。就跟智商是智力水平一样。   　　《新周刊》：有关报道中，你又提出“性小康”，本意是什么？   　　胡佩诚：其实我是不愿这么提的，都是老百姓这么叫出来的，我的本意是说，以前我们的性知识贫乏，现在这方面的知识丰富了，但是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又怎么能用“小康”这个词来形容呢？我一直主张提高人们的性健康水平，“性小康”跟以前提的“性健康”还是一回事。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性健康水平的呢？   　　胡佩诚：性健康水平，就是指心理和躯体、社会都处于完满状态。性学，不是指性活动，而是包括性心理、性教育、传媒、医学等多方面的。   　　《新周刊》：性小康的实现也需要物质和教育的积累吧？   　　胡佩诚：那当然需要了，尤其是物质水平的提高，才能让人注意到精神需求。   　　《新周刊》：中国现在似乎进入了性开放的年代，与过去相比，似乎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胡佩诚：我不赞成“性革命”这个说法。“性革命”得多少人参加啊，出现了一些变化，但不等于是革命。   　　《新周刊》：与外国相比，中国的性知识水平是否还有些差距？   　　胡佩诚：中国对性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做法，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虽然对性的态度开放了许多，但有些人还是有所谓的“处女情结”，由于文化的不同，也不能说中国是完全落后的。   　　《新周刊》：评判是否达到“性小康”的指标是什么？   　　《新周刊》：你打算设立中国最高级别性学奖项——“中国性学功勋奖”和“中国性学贡献奖”，评比标准是什么？   　　胡佩诚：这个奖项的评比是在业内讨论，贡献奖可能会颁给吴阶平。   　　《新周刊》：性教育从幼儿园的娃娃抓起，是不是为时太早？据报道，很多娃娃并不能听得明白。   　　胡佩诚：那要看教育方式了。从娃娃抓起是对的，我们说过“零岁就有性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