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本来是个很有成就感，尊严、体面而受到社会广泛尊重的职业，但在社会转型时期，大家把医疗行业中的种种问题，对准了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医疗界的确有些大款收入很高，但在获得高收入的同时，也获得了“白狼”的称号，斯文扫地，名誉全无，毫无尊严可言。但这个行业内的绝大多数人在担负性命相托的重任时，付出的是汗水、心血甚至生命，获得的却是一份可怜的薪水，既不能养家糊口，又毫无尊严可言。由于医疗行业的漏洞很多，投机者不断钻空子，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加上国家支付的比例越来越低，使得别说行外人对医疗行业内的弊端口诛笔伐，很多行业内人士也是痛心疾首！

其实，医疗界的问题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虽然问题多多，但主要根源之一是医务人员的劳动力价值在其收入中得不到体现，使得这个高智商群体在漏洞多多的体制中，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寻租。加上全社会风气败坏，使得行业“化脓”的速度永远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医疗行业与其它行业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医疗行业与每个家庭、每个人相关。以至于社会上的多数人，尤其是一些不善于思考的人或者因信息不对称而无法正确思考的人，把这个行业中的种种问题，对准了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

有位经济学家说过，有两类人社会需要付给高薪，一是医生，因为他们保护你的生命；一是律师，因为他们保护你的财产。57年后我们解散了法学院，把律师统统打入地狱，结果是冤狱遍地。拨乱反正后，律师们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但咨询时要按时计费，打官司时按标的收费，大家习以为常，没几个人对律师的高薪感到不可理解。按理医生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事业，是在救命，为什么就不能获得高薪，甚至连获得与自己的劳动报酬相应的收入都要招人辱骂呢？其实，在一个人治的国家里，律师能起多大的作用？

拒付医生正当收入的最大理由是国内医生的业务水平低下。国内医疗机构水平差别十分巨大，这是事实。但全世界几乎都是“好医生处处有，庸医到处走”。美国既有很好的医生，也有很差的医生，中国更是如此。拿哪一国医生跟哪一国的医生比，没有太大意义。之所以对医生们有这么大的仇恨，更多的与体制有关。比如说，对于没有钱付费的病人如何处理？中美两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美国，医疗机构甚至科室都有一个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担负着与患者和社会沟通的重任。而国内患者无钱的时候，管理当局将所有的担子压在医生和护士身上。病人逃费了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病人欠费多少，扣医护人员工资奖金多少，反正社会主义的医院不亏。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扣美国当事医生或护士一分钱看看？

在美国一个专家一个上午看5个病人算是比较正常的，但在中国，怎么说也得看20个。是每小时看一个病人的效果好，还是每5分钟看一个病人的效果好？除了猪头想不明白之外，就是脑残了的人也会想明白。我是个很特行独立的人，一上午只看20个号，并且从来不申请“特约专家门诊”。但是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领导批评外，什么都得不到。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如果我没有一点资本，这点“怪异行为”都不可能存在。比较中美两国的医疗水平也好，比较其他国家的医疗水平也好，除了“猪”医生们知道这些东西之外，被猪们服务的人们，几乎是可以不加考虑的。

在妇产科领域，孕产妇死亡率和围产儿死亡率是全世界通行的、比较世界各国医疗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2008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1/10万（大约），国内上海2009年是9.61/10万，而且多数死亡患者并不死于妊娠，而是死于妊娠期伴发的其它疾病。至于围产儿死亡率，上海为了降低这个指标，冒天下之大不韪，禁止对妊娠28周以上的孕产妇进行引产，虽然直接与基本国策冲突，但却人不知鬼不觉的坚持到现在。在上海超生，根本就不用偷偷摸摸，大摇大摆到上海来生就是了！过了28周，不仅没有人敢叫你去打胎，而且还可以大大方方地到医院叫医生给你建围产期保健卡。当然，生下来之后上不上的了户口那是另外一回事。上海的围产儿死亡率在上世纪末期就达到了西方国家的标准。

既然上海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围产儿死亡率已经与发达国家接轨，那么，国家给上海的妇产科医生和妇幼保健人员很高的薪水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是上海的财力不够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办一个SB会，花费了多少钱，就知道上海市府是多么的会花钱，而且是大手笔的花钱。对于上海市医疗卫生界取得的成果，首先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才是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一个从医生岗位上走出来的学者型官员的认识都是如此，遑论他人？

正面的理由讲了，现在该讲讲负面的理由了。前面的文章成书于3月10日之前，那时还没有发生惨绝人寰的南平血案。我过去的观点是，现在的观点还是，必须正视医疗行业内绝大多数人的低收入这个事实。大城市一级、二级医院、中小城市的非“第一”家医院（每个城市都有一家最好的医院）的医生、各级医院的护士、病理科医生和辅助科室的医生、三甲医院35岁以下的医生，都没有高薪可拿，也没有什么回扣和红包。大家只看到了三甲大医院的大教授、科主任这个群体住豪宅、开洋车，有没有看到绝大多数的医生和护士在贫困线上过着艰难而辛苦的生活？南平血案给人留下的思考，其中就是一个医生，一个不开大处方的郑民生，为什么会沦为一个冷血杀手。本来，每个行业的失意者，都有可能成为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但是，一个有着所谓崇高职业的人，到了42岁，冬天里还只能跟老母亲挤在一个被窝里，是不是这个职业的悲哀？每当我读到有关南平血案的报道时，我为那些早夭的孩子们感到悲伤，为他们的家庭和父母感到悲伤；当我读到一个“好”医生最后失去人性时，却又为这个社会悲哀，也为这个职业感到悲哀。这时候，我反倒希望郑民生是个开黑心药，拿黑心钱的庸医。可惜，千千万万个象郑民生这样的基层医务人员，他们怎么有可能索取红包和回扣呢？大家在骂医生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基层医务人员的感受？

全国有1100家三甲医院，每家医院拿得到高薪的领导、专家、教授、职能科室主任在顶尖级的三甲医院（全国不超过200家）以200人计算，其余差点的三甲医院以50人计，全国也不过只有区区8.5万人，在全国520万医务人员中占1.6%，他们过着人上人的生活。由于医疗行业是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上保持在1：2：4：8这样一个比例上，所以医疗行业的中间阶层实际上并不大，充其量在10%左右（主要是二级医院的院领导以及一些好的二级医院重要科室的业务骨干或负责人），其余88%的医务人员的收入基本上都在普通人群之下。有哪位患者给社区医疗中心的医生送过红包吗？有哪位患者给护士送过红包吗？有哪位给病理科医生送过红包吗？占医务人员一半的护士有可能拿到回扣吗？当我们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这个行业的时候，看到的主要是其中的12%（或况这12%的人中还有异类），却看不到其中的88%在如何生活！

今天听说了个好消息，据说提高护士收入，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作为改善医院效率短板的重要措施，这无疑是重要而正确的。但是，护士的名义收入与医生的名义收入其实相差不大。医生之所以问题没有护士这么突出，是因为每个医生都有上升的机会，有一笔“期望收入”在那里等着你。如果这笔“期望收入”不是以常态型的正当收入进入医务人员的口袋，医疗行业的行风建设将永远是句空话！因为期望的不是正当收入，而是上升到副主任医师之后，可以有机会拿回扣、拿红包！受到伤害的永远是患者、国家和不愿意拿回扣、红包的医生！

昨天网上公布的大学毕业三年后最低收入10行业中，医疗行业占了前3，这对指导我国今年高考考生填报志愿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优秀的考生都不再报考医学院校，即使我们提高了医生的待遇，20年后，这些人将成为医疗行业的主力。如果这些主力都是一些低分低能者，20年后我们遇到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医疗水平无法提高。这难道不是整个国家的悲哀，整个民族的悲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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